颍河，古称颍水，在阜阳县行流区境内流经一个叫做王官集的集镇。在王官集往东一里路有个叫金庄的村庄，庄上祖祖辈辈居住着一石姓大户人家，石永发就出生在这里。1897年3月的一天，村民石进章的老婆生了一个男孩，因家贫营养不良，孩子出生时还不足四斤重，爷爷给他起名叫“永发”，寓有“健康、有福、永远发财富裕”之意，小永发2、3岁时就十分听话懂事，长到7、8岁时，就可以帮助家人干农活了，喂猪、割草、拎水、烧火等样样都行。后来，弟弟（后取名叫石永宣）、妹妹相继出生后，小永发又帮助妈妈照顾弟、妹，虽然个头不高，但干活很卖力，不怕吃苦，而且性格耿直、行侠仗义，爱打抱不平，哪个小伙伴受了欺负，他都能主动理论，替人讨回公道。当时的阜阳正值积贫积弱、军阀混战的旧中国，政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大片土地均集中在阜阳“八大家”③、“二十四小家”手里，仅城西的倪嗣冲和城东的程文炳家族就拥有土地10多万亩，农民只能当佃户租地主家的地种，累死累活耕作一年除去地主的地租外，所剩无几。家家户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且当时土匪横行，老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当时，石永发家租种当地地主宋守义四亩薄地维持生计，虽然家境十分清苦，但全家人相依为命，辛勤劳作，相处和睦。等到石永发19岁（1916年春）时，经族人做媒介绍与苏集乡袁寺村的一李姓同龄女子结为夫妻。婚后，夫妻恩爱，妻子持家有方，全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艰辛度日。第二年，妻子（李氏）就为石家生了一个男孩（后取名叫石道远），正当家人享受添丁之喜时，恶霸地主宋守义派人上门逼租催债，石永发父子无以交租还债，便好言乞求，待来年缓手再补交，怎奈地主狗腿子决不让步，最后，硬是把石永发家唯一值钱的农具一个木制独轮车强行推走，石永发性情刚烈，硬是不让，结果被地主狗腿子一顿拳打脚踢，只打得石永发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为此，父亲气病一场，一个月卧床不起。靠家族长辈的关照，石姓堂亲的共同救助，才勉强生存下来。在以后的三～五年中，妻子（李氏）又为石家生育了两个女孩（大女儿取名石秀英，二女儿取名石秀兰）。1927年-前后，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凄惨，除了反动政府的盘剥和地主的压迫之外，从河南流窜到皖北的一股土匪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再加上当年仨月无雨，蝗虫肆虐，赤地千里，当地群众无法生存，哀鸿遍野，以致在阜阳、太和、界首及豫东一带出现了群起“均粮、扒粮、吃大户”④的社会现象。石家不得已把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先后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只求保命有碗饭吃。一幕幕不堪回首的不幸遭遇沉重刺痛了石永发，引起他深深的思考，穷人为什么这么苦？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地主豪绅不费力气便吃香喝辣，而劳苦大众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却缺吃少穿，受尽人间苦难？一种十分不平、怨恨、复仇、抗争的情绪涌上心头，他暗暗思量：要斗争，要寻求出路，他深深地思索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1928年2月中共皖北特委在太和成立后，因为蒋介石下令“清党”，特委书记魏野畴被迫带领一批共产党员从太和杨虎城的第十军转移到行流王官集，并很快与当时阜阳县及行流区的我党负责人乔锦卿⑤、李端甫⑥、周传鼎、周传业⑦、李勤才等人取得联系，共同商议救国救民之路。随后，这些共产党员大都以王官集大寺庙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动员成立农协会和农民赤卫队，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对派”的口号，号召广大受尽苦难的农民群众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开展“六抗”⑧斗争，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比魏野畴年长一岁的当地农民石永发思想进步，主动向共产党靠拢，萌发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积极报名参加了农协会和农民赤卫队，并秘密地请外地一位资深铁匠师傅打造了一支土枪，带回家藏匿起来。由于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在群众中的威望较高，组织能力又强，被任命为赤卫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为了完成特委交办的工作任务，他常常奔波忙碌到深夜才回家，妻子问他是干什么去了，他也不说。为了对组织保密也是为了保护家人不受连累，他时常变得沉默寡言，回家后一言不发。
1928年4月初，乍暖还寒，阴云密布，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感。4月8日晚，乌云滚滚，春雷阵阵，狂风暴雨倾盆而下。4月9日凌晨，在中共皖北特委书记、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魏野畴领导下，多灾多难的阜阳人民自觉组织起来，轰轰烈烈的“四·九”起义在大雨中爆发了，起义以国民党驻阜阳守军第四十七军（高桂滋部）教导团的地下党为主力，率先在阜城打响第一枪，城内工人、学生、店员纷纷响应，城外农民赤卫队和农协会配合，决意强力攻占阜阳城，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员申明甫、胡怀西带领的两个敢死队在城内义无反顾，率先发难。昌绍先、杜聿德率领起义部队突袭留守司令部，血战东门，勇斗教导团，战斗十分激烈，给国民党守军以沉重打击，但由于大雨彻夜不停，点火信号未能发出，起义部队之间彼此又失去联络，城外农民赤卫队也未能及时赶到，再加上叛徒出卖告密，阜阳城终未能攻克。起义部队遂奔向起义结集指挥地点文峰塔，与总指挥魏野畴等人会合，经紧急商议决定兵分两路撤退转移，一路由昌绍先、杜聿德、申明甫等率起义部队350多人渡颍河向行流王官集集结，一路由魏野畴、胡景陶、蔡乘波、胡怀西等率领250多人向阜阳西南老集转移，然后再伺机会合。
昌绍先、杜聿德率领起义部队于4月9日中午到达王官集后，受到当地农民赤卫队、农协会以及上万劳苦大众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在王官集大寺庙前召开了起义会师大会。按照魏野畴的事先安排，会上宣布成立了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由李端甫、李力果⑨分别担任政府正、副主席，昌绍先、杜聿德分别担任红军正、副总指挥，并颁布了由魏野畴事先起草的《农民协会组织纲领》、《临时工会法》、《临时土地法》三个法规文件。会后，红军部队在农民赤卫队和农协会的支持配合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惩治恶霸地主运动，农民赤卫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石永发更是一马当先、积极参与，与其他赤卫大队一道协助配合红军部队开展各项活动，表现十分突出。他和副大队长李盛君⑩带领赤卫队员火烧了地主劣绅刘芳九、刘四升、刘国璜的房屋，没收地主的长短枪60多支。王官集周边宋湾、杨寨、马庄、界牌集、谭营、邵营等地的20多户地主劣绅受到惩处，恶霸地主宋守义的老婆也被镇压。农民群众情绪高昂，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红军扩充到将近一个团，农民赤卫队发展到近万人，穷苦农民高兴的说：“玉皇大帝轮流当，今天是咱穷哥们的天下了”。
前排左三为石永发的小儿子石子成，该照片拍摄于1993年4月9日
起义爆发3天后的4月11日，阜城国民党守军司令王守义纠集梁文铁教导团和所属的骑兵营、高建白教导团残部以及地方民团武装2000多人，兵分三路向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府疯狂反扑，将王官集团团包围，石永发急忙回家，与妻子（李氏）交代说：“孩她娘，我走了，不要牵挂我，小儿子子成才出生3天啊！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拉扯大”，说完提着他的土枪飞奔而去。大敌当前，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石永发和副大队长李盛君带领赤卫队员，沉着冷静，选择有利地形，与红军战士一道奋力阻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终归人多势众，疯狂反扑，面对复杂形势，石永发见状主动带领袁德友等几名赤卫队员绕道引开敌人，以掩护红军部队突围。这时，敌一行骑兵紧追不舍，当石永发等赤卫队员撤退到一座道士庙时，一位老道士（姓李）喊住石永发说:“快把枪扔到井里去，你们躲到庙里，就没事了”。石永发决然回道：“谢谢老人家的好意，我们既然跟随共产党，跟随红军走，就不怕死，坚决斗争到底”。怎奈敌人骑兵很快赶到，在王官集东南刘尚庄一片坟地里将石永发等人包围，敌人指挥官喊话：“缴枪不杀”。石永发临危不惧，毅然举枪射击，打得敌人望而却步，战马转圈，惊吼乱叫，也不敢靠近。直到子弹打光，当敌人靠近时，石永发毅然用枪托与敌人搏斗。穷凶极恶的敌人朝他连开数枪，石永发不幸中弹，身负重伤，他依然一手捂住流血的伤口，拒不投降，但终因孤军奋战，势单力薄，最终弹尽援绝，被敌人枪杀在刘尚庄东北三座坟处，牺牲时年仅32岁。赤卫队员袁德友被敌人包围后，愤然手持大刀，和敌人肉搏，也英勇牺牲在敌人的乱刀之下。在此次起义中，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红军总指挥昌绍先、副总指挥杜聿德，阜阳县委书记乔锦卿、农民赤卫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刘化良、第四大队大队长张殿云以及红军战士和农民赤卫队队员总共80多人也壮烈牺牲，起义最终失败了。
石永发牺牲后，家人不敢公开收尸安葬他的尸体。趁着夜深人静之时，在族人的帮助下，石永发弟弟石永宣带领家人才敢收尸，把石永发偷埋在金庄西北一片柏树林里，也不敢留坟头。埋葬好亲人的尸体，全家人顾不上悲伤，为了躲避国民党官府的追查清算，在族人长辈的关照救助下，全家人躲藏在一处麦秸秆垛里，由石家六户堂亲轮流送饭供养一家人，就这样全家人躲藏一年半才敢出来。一年后，烈士墓前自然生长一棵柏树，至今苍翠挺拔，枝繁叶茂，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好像是苍天有眼，让这棵柏树时时刻刻守护着、陪伴着永发英烈，生生不息，万古长存。解放后，阜阳县人们政府在石永发墓地竖立了一块石碑，碑文写着：“石永发烈士之墓”，烈士妻子、两个儿子（大儿子石道远，小儿子石子成）也得到政府的抚恤救济，每月可领到12元钱和10斤面粉（后经公社书记批准，每月增加10斤面粉）。每逢过年过节，县、区、乡政府都会到家里慰问，并送去慰问金及物品，以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回忆往事，革命英烈石永发的孙子石生先这位刚强的男子汉满含热泪，感慨万千。他介绍到：“我小时候之所以能吃上白面馍，就是因为政府救济送来的面粉。”他时常听奶奶说：“白面馍是你爷爷用生命换来的，我32岁守寡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不知受了多少苦啊！”（石永发烈士的妻子于1972年4月去世，享年75岁。）1983年11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为石永发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也为石永发家颁发了光荣烈属证书。2022年11月，在阜阳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平广场）北侧又新建了石永发烈士墓碑，石永发唯一的遗物一件黑色褂子现存放在王官集“四·九”起义纪念馆，供后人瞻仰缅怀，以作永久纪念。石永发英烈早早牺牲在抗敌的战场上，生前没有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颍水，这条发源于河南嵩山、淮河最大的支流，滚滚向东，奔流不息。石永发烈士坚贞忠诚的革命精神和铮铮铁骨的英雄气概，就像颍水一样川流不息，永不枯竭；又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颍水悠悠，忠魂西去，精神永存。石永发烈士永垂不朽！
本文作者王钧（左一）、周永红（右二）、阜阳市“四·九”起义纪念馆馆长邵琦（右一）与石永发烈士的孙子石生先（左二）在“四·九”起义纪念碑前合影。
备注：
1、魏野畴：陕西兴平县人，192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任中共皖北特委书记，不久兼任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同年4月9日领导发动阜阳“四·九”起义，4月10日凌晨被国民党反动武装杀害于临泉老集，年仅31岁；
2、在一些党史文献资料和相关文章以及碑文中，将石永发误写成“时永法”或者“时永发”，出生年月记载也有错误，这是不应该出现的，应统一正名为“石永发”；“四·九”起义时农民赤卫队共分五个大队，另外两个赤卫大队（一、五）大队长分别是魏振生、田振邦；
3、阜阳“八大家”：通常所指的是“王、周、宁、程、邢、倪、吕、潘”八个大家族，也有另外的一些说法；
4、“均粮、扒粮、吃大户”：是指当时出现在皖北地区的农民反饥饿斗争的一种极端社会现象。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地主剥削，政府昏庸，农民深受其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惨状，劳苦大众被逼无奈，无路可走，群起涌到地主老财家里强行借粮扒粮，不给就坐屋不走，支起大锅烧饭吃大户，以死相拚。是劳苦大众自我保命、与地主劣绅相抗争的一种简单、粗暴而又缺乏组织领导的自发的斗争形势。后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农民协会带领下有组织的开展这项反饥饿斗争。
5、乔锦卿：阜阳县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任中共阜阳临时县委书记，后参加“四·九”起义，因叛徒告密出卖于1928年4月23日被捕入狱，4月24日在阜阳城头英勇就义，时年31岁；
6、李端甫：阜阳行流集绿柳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九”起义时任皖北特委委员，皖北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在金寨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8岁；
7、周传鼎、周传业：阜阳城关人，1924年兄弟二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策划、组织“四·九”起义，同年冬，周传业等人恢复中共阜阳临时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1929年5月两人同时被捕，1930年10月同时被杀害于安庆，时年周传鼎25岁，周传业23岁；
8、“六抗”：是指抗丁、抗粮、抗税、抗捐、抗租、抗债；
9、李力果：原名李烈飞，陕西米脂人（李鼎铭次子），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四·九”起义时，任皖北特委委员、皖北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同时任国民党第四十七军教导团团政治部主任）。“四·九”起义失败后，成功突围，奔赴上海向中央汇报。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1956年调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0、李盛君：太和县长春乡东陆村拐角李庄人。阜阳“四·九”起义时任农民赤卫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起义失败后，突破反动武装的重重包围，走六十铺、南照集、过淮河、至霍邱。1930年底他到达洪湖革命根据地，参加了红军长征。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李盛君任八路军120师715团一营营长。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转业回家乡安徽阜阳地方工作，先后任地区百货公司、石油公司经理。
（本文在创作过程中参阅了相关党史文献资料，并拜访了英烈后人，对烈士的生平事迹多有借鉴和引用，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