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侃章
王羲之，书法的符号、文化的高标，千秋百载说不尽，江湖庙堂尽风流。
王羲之像。
西晋永嘉五年（311），外族匈奴入侵，晋室内讧加剧，洛阳故都攻陷，晋怀帝束手就擒。“永嘉之乱”就指这段历史。为避战火，北方世家士族举家南迁。王旷是晋朝重臣，权贵王氏家族的代表，也挈妇将雏加入逃难大军。王旷的第二个儿子王羲之，时年仅八岁，随大人惶惶然南逃。
王旷的姨表弟司马睿，袭封琅琊王，其曾祖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懿。司马睿在战事中连连失利，苦无良策。王旷从弟王导建议司马睿南渡建康（今南京）。经过一番樽俎折冲，司马睿得以立足，在那里封王称帝，时在317年，史称东晋。
晋室偏安，王导官拜骠骑大将军，“王马共治”时代开启。他们在笼络南方士族的同时，又鼓励北迁世家圈地构宅。王、谢两大家族，包括王羲之在内的子侄辈，纷纷在会稽郡山阴、始宁、剡、诸暨等地安居落户，一时多少落魄豪族。
会稽王国建置于东晋咸和二年（327），设都于山阴，管辖山阴、会稽、诸暨、始宁、剡、余姚等九县。司马睿的幼子司马昱为会稽王。司马昱与王羲之情投意合，加之门第世交，永和六年（350），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领右军将军，“王右军”称号由此而来。
王羲之与浦阳江畔有诸多不解之缘，他多次深入诸暨腹地，对这块“生聚教训”根据地的底蕴有相当的了解，因而相应的，他在浣纱江畔、苎萝山下，就留下了无尽的话题，永恒的遗迹。
《诸暨帖》颇费思量
对于王羲之的《诸暨帖》，人们觉得有点陌生，或因人们多重王羲之书法，对其文字注意力有所疏淡，加之此帖内容确实费解，因而流传不广，知晓的人不多。《诸暨帖》全文如下：
诸暨、始宁属事，自可得如教。丹阳意简而理通，属所无复逮录之烦为佳。想君不复须言谢。丹阳亦云此语君。（王羲之《王右军集》卷一）
王羲之《诸暨帖》。
此帖见于《王右军集》，这个集子为明代文学家张溥所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收录，共二卷，除第一卷卷首十二篇书、笺，第二卷卷末五篇（首）序、书后、文、诗之外，其余都是以“帖”命名的各种短札、便条。
《诸暨帖》是众多手书短札、便条中的一则。寥寥数语，是托带给相关人士的。便条行文中没有出现收受人姓名，也没有提及事情背景，藏头隐事，曲笔重重，外人实难读懂其意，只有当事人才能知其所述的前因后果，也就是说，只有当事者收阅后，才能知悉短札含义所在。
根据鲁一同编、杨以增序的《右军年谱》考证：王羲之“自护军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有辞郡帖、恭命帖、殊遇帖、会稽帖、此郡帖，凡在郡论事诸帖（如上虞县事、诸暨、余姚诸帖皆是），皆在后四年中，但不可殊晰耳”。也就是说，王羲之《诸暨帖》当写于他生命的358年至361年之间，而帖子所述之事已难“殊晰”，即很难把事情弄得清晰明白了。
《王右军集》封面。
《诸暨帖》提到了“诸暨”“始宁”“丹阳”等行政地名，所述地名也有可能以某地指代某人。这张“在郡论事”帖讲到了“诸暨、始宁属事”，也即这个地方的某件事情，正是那位“某君”请托王羲之向丹阳有司方面说情的，其中“逮录”一词或可释为“逮捕、拘囚”，故而此事极有可能涉及讼争。王羲之所写的简帖是将说情的结果——丹阳意简理通，给请托者一个回复。至于帖中所述情由到底如何，也许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不管《诸暨帖》所述情状是否明晰，王羲之书写的文函，无疑是“浙东唐诗之路”上一篇珍稀的文献。
“浣纱”摩崖传千秋
王羲之（303-361）才华横溢，活动频繁，既掌朝堂权柄，又享林下风流，《嘉泰会稽志》卷十四谓其“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他留给诸暨名声最响亮的当是“浣纱”摩崖石刻了。
苎萝山下，有一块“浣纱石”濒临浣江，相传为西施当年浣纱处，浣江由此而得名。唐《十道志》载：“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之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也，山下有浣纱石。”浣纱石上摩崖“浣纱”两字，笔势飞搴，位置安然，世传为王羲之所书。其线索从以下文字中显示出来。
清《国朝三修诸暨县志》王羲之“浣纱”摩崖书影。
元稹在唐长庆三年（823）出任越州（今绍兴）刺史，在越八年，他放意游览，歌咏会稽山水卷帙充盈。其《游越韵》即有“浣浦逢新艳，兰序诧旧题”诗句，“浣浦”一作浣渚，亦作浣纱溪，概从浣江化出，诗中的“兰亭”当指代王羲之，点到了王羲之“旧题”。北宋大中祥符年间进士、山阴人杜衍的《题苎萝村》与此作了呼应：“两字忠贞昭白石，千年幽恨扫黄昏。”点出了“白石”上的“浣纱”两字。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十把“浣纱”与王羲之题字结合在一起记录：“浣江在诸暨县东南一里，俗传西子浣纱之所，一名浣浦，又名浣渚。元微之诗云：‘浣浦逢新艳，兰序诧旧题。’”杜春生编著的《越中金石志》收录了越中众多名人石刻，起始自东汉章帝刘炟年间（76-88），止于元末顺帝年间（1333-1368）。其《越中金石志》对“浣纱”二字如此著录：“‘浣纱’二字，旧传王羲之书，在诸暨浣江石壁。”杜春生为清道光年间山阴藏书家。
“浣纱”摩崖见之于《诸暨县志》记载外，还有其他史册地志载及，如明万历进士王思任、胡守恒和“紫岩外史”都有专文谈及；天启三年（1622）诸暨县令唐梅臣、崇祯二年（1629）诸暨知县王章、崇祯年间宁波府推官李清、清乾隆《诸暨县志》、光绪《国朝三修诸暨县志》等，都有记述和摩崖实拓。这里择录明《苎萝西施志》所记两则:
明万历进士、文学家王思任《游苎萝记》记述：“天启丁卯（1627）秋九月，暨阳学谕万敬升以壶觞、扁舟逆予，招同蔡汉逸、陈奕倩，饮于浣江之上……须臾至苎萝山，石壁数十尺，题‘浣纱’二字，斗许大，笔势飞搴，位置安善，云是右军笔。予细察之，大似褚河南。褚固祖王者，而字旁“右”字未灭。又《志》云：‘右军墓在萝山。’则此石乃其熟游之地，理或有之。即非右军，亦必唐宋人高手所赝。固自韵事。而胥吏阿承官长，易之名而冒其鞟，可恨也。”
明诸暨苎萝山、浣纱溪图。
明崇祯进士、历史学家李清的《游浣纱记》有以下文字：“予以崇祯之七年（1634）十月，于役东扬……迨伫立溪边，一寻浣纱故迹，则有舟子以小艇至。缆欲解而藻挂，筏甫移而萍开。临流怅望之际，彼盈盈送目，皎皎垂腕，与溪流为花月之交辉者，今仅存一块然之拳石耶！时予凝眸石旁，见‘浣纱’两字点画如新，对兹韵石，窃为徙倚不能去。及引领一望，则悬崖壁立，其隔寻丈矣。”
“浣纱”摩崖历久弥远，石块风化，字迹斑驳，后人不断修凿，字迹走样会有不同程度存在。几百年来，文人学士喜作歌骊之行，对此评头品足，这里像，那里不像，一直上溯到唐宋。不知“浣纱”摩崖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饱受了多少岁月风霜，能“裸露”存在至今已是相当难得，即或距最近王思任的记载，也届四百年了。我们只要明白，这摩崖石刻有千余年沧桑镌刻在里面，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古迹，这个沉淀的历史文化价值无可替代，也无法衡量。
王羲之墓在何处
南朝宋《会稽记》（460年左右成书）有载：“诸暨县北界有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今名苎萝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郑旦。”
《会稽记》编纂者孔晔也即孔灵符（？—465），南朝刘宋时会稽人，世代为会稽内史，对本郡的历史掌故甚为熟稔，他与王羲之相距仅仅百年左右。《会稽记》原书已佚，以上所引见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四十七。
《四库全书》版《太平御览》卷四十七书影。
《太平御览》卷四十七除辑录诸暨以外，对会稽、山阴、永兴（今萧山）、上虞、余姚、剡（今嵊州、新昌）各县名下的山水也对应辑录，县别分明，条例清楚，不越疆界。
《会稽记》所云，诸暨苎萝山王羲之碑由孙兴公所写。孙兴公即孙绰（314-371），与谢安、王羲之等皆为名流，常相活动，参加过“兰亭修禊”，是“兰亭序文”的见证者之一。孙绰文采，冠绝当世，尤擅碑文，如桓温，庾亮等权贵名士的碑文均出自他手。王子敬，即王羲之儿子王献之，其书法承乃父衣钵，功力了得。由孙绰拟碑文，由王献之写碑石，这是碑文铭石的最高搭配。
《会稽记》对王羲之墓地的记录，有地点、有墓冢、有碑石、有书文者、有书法者，是迄今所见关于王羲之墓地的最早且最详细的记录，更重要的是记录者孔灵符与王羲之的年代是如此的接近。
此后的会稽志书、浙江通志等在载及王羲之墓地时，都照录以上文字。但随着墓地实况变化，记载也跟着变化，如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六载：王羲之墓在诸暨县苎萝山，孔晔记云：墓碑孙兴公文、王子敬之书也。而碑亡矣。
（注：关于“北界”及“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方位之事，早已撰文解释清楚，具体可参看《绍兴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第52页，此不赘述。）
由此不难判断，王羲之的墓，直到南宋嘉泰年间依然在诸暨苎萝山麓，只不过碑石已经不存。再查《嘉泰会稽志》卷六“冢墓”，除诸暨苎萝山以外，再未见王羲之墓地的其他记载。
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八诸暨县条亦有记述：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墓。《绍兴府志》孔晔记云：在苎萝山，孙绰作碑，王献之书，碑亡已久。（墓）或云在嵊金庭山，或云在会稽云门山。《智永传》云，欲近祖墓（以）便拜，埽移居云门寺，则在云门者近是。然云门今无迹也。
清乾隆举人，诸暨冯至编撰了一本《允都名教录》，内有《王右军墓》一诗涉及此事，全诗如下：
右将军墓长山麓，孔灵符记人人读。孙文献字秋阳暴，文字销磨断碑昏，后人移墓入云门。入云门，长山之麓今无存。
冯至在叹息声中亮出了自己的观点：王右军墓后人移葬会稽云门，如今诸暨长山麓的墓不再存在。
王羲之在诸暨苎萝山麓、浣纱江畔经常游玩，尽兴徜徉，浦阳江畔是他精神寄托的又一座家园，归葬苎萝山是否其生前遗愿？以至后人发出“美人名士各平分”的慨叹。
综上，关于王羲之墓有四种说法，一说在诸暨苎萝山，一说在山阴兰渚山，一说在会稽云门山，一说在嵊州金庭山。对四种说法稍加分析：
首先从历史文献记载看。
诸暨苎萝山最早、最详细，在南朝宋代孔灵符《会稽记》（460年左右成书）出现，而此时仅距王羲之逝世（361年）仅百年左右。与此同时，北宋《太平御览》（983年成书），南宋《嘉泰会稽志》（1201年成书），明清《浙江通志》《绍兴府志》，历代《诸暨县志》，可谓代不绝书，有墓地、有碑文、有碑石，直到南宋时墓地还在（但碑文不见），至于墓地何时消失尚未查到记载。
山阴兰渚山，首见于记载的是唐朝何延之的《兰亭记》，时间也较早，但“势孤力单”，没其他印证，且是私人笔记性质。
会稽云门寺，首见于唐代张彦远《法书要说》，因为云门寺是由王献之住宅而来，其性质特殊，所以王羲之墓在云门寺有相当影响。
嵊县金庭山，首见于南宋《剡录》，其后清代的《金庭王氏族谱》也有载。
从文献记载角度看，王羲之墓在诸暨苎萝山记载最早，且传承有序，从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史策地志，都言之凿凿。而会稽、山阴两地之说稍逊，嵊州的文献记载则较为薄弱，且出现时间在南宋，所记的仅县级志书《剡录》而已。
明弘治十五年（1502），嵊州金庭王右军墓。
其次从墓地实物看。
这是嵊州不可替代的优势，一是此处是王羲之晚年归隐之处，更重要的上述四地只有金庭有墓地标识物，而其他三地的墓地都不见了。尽管王羲之金庭墓是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重立，至今也不过500多年，但这毕竟是“墓”的一种物质存在，因而王羲之墓在嵊州金庭成为一种最广泛的说法。
古人尤其是王羲之这种文化名人的墓，有可能是真冢，也有可能衣冠冢，也有可能墓地迁徙，所以我们尚不能随意否定这是那否。但墓地实物的存在（不管何时才有），就其影响要胜过文献记载，学术层面讨论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回过头来盘点东晋时期，有不少江左世家落户诸暨，如唐代高僧神邕，字道恭，俗姓蔡，祖上在诸暨为官而定居，其先祖便是赫赫有名的东晋重臣，太尉蔡谟。影响更大的玄俨，俗姓徐，其祖上也在东晋时到诸暨为官而定居于此。王羲之在诸暨的后裔有记载的是唐代王仕伦（779—835），为王羲之十六世孙。清《国朝三修诸暨县志》所载王仕伦墓志铭中，记述了其与王羲之的世系源流关系。
“衣冠南渡”，开启了中国文化重心由北转南的时代，虽然时移世迁，岁月沧桑，但王谢堂前的燕子，依然在历史时空中盘旋飞翔，洒下满天风霜，一路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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