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小说文类地位的估定与《金瓶梅》的处境
对于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云‧贺伯格（RobertvonHallberg）在Canons一书提出了很有意思的问题：
“howpoet-criticsandacademiccritics,throughtheinstitutionsofliterarystudy,constructcanons.”【53】
同样，中国学者许经田也提出以下问题：「在何种时空背景里作品被纳入典律？以何种理由（以何种阅读策略）？」【54】
四大奇书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小说作品趋向成熟，另一方面也为小说地位的提高营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我们注意到，明人为了抬举小说，往往会利用司马迁《史记》的「名气」。
《史记》和小说同为叙事体，而且《史记》地位崇高，所以李贽、金圣叹等人评点小说时都攀援《史记》。
四大奇书之中，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刊行较早，从现存文献追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明代嘉靖年间已经有刊本。
赵毅衡在《苦恼的叙述者》一书中说：
「对小说文类地位的重新评价，都导致了中小学说的丰收：明末清初的小说重估，使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在十八世纪登上其最高峰，〔……〕」【55】
赵毅衡的说法似乎有「倒果为因」之虞：从现存文献观察，应该是先有了出色的作品，然后论者才能够借助出色的作品来提高小说的地位。
晚明评家往往拿《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书（再加上史学名著）来加以发挥，请看李开先（1502-1568）《词谑‧时调》怎么说：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州、王遵岩、陈后岗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56】
李开先这段话中提到五个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甚高。他们是：
崔后渠，即崔铣，弘治十八年进士。【57】
熊南沙，即熊过，嘉靖八年进士。
唐荆川，即唐顺之，嘉靖二十九年进士。
王遵岩，即王慎中，嘉靖五年进士。
陈后冈，即陈束，嘉靖八年进士。
李开先本人是嘉靖八年进士。其余五人都名列「嘉靖八才子」。
《明史》卷一百八十七〈文苑三〉记载：「时有『嘉靖八才子』之称，谓〔陈〕束及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任瀚、李开先、吕高也。」【58】
五人之人，王遵岩卒于1559年，即嘉靖三十八年。我们参考这一卒年，可以推知，五人的言论发表于嘉靖年间。
唐顺之（1507-1560）、王慎中（1509-1559）是当时的「古文家」，世称「唐宋派」。
得到这些「才子」「古文家」的抬举，《水浒传》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仅次于《史记》而矣）。
《词谑》仿宋本
到了万历中期，李贽（字卓吾）对于《水浒传》地位的拔高，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的看法也影响了当时的「小说论」。这一点，有文献可征。
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游居杮录》卷九记载：
「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予病中草草视之。记万历壬辰夏中，李龙湖〔李贽〕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59】
龙湖是李贽的号。万历壬辰，即万历二十年（1592），李贽六十六岁。
《游居杮录》这一记载告诉我们李贽在万历二十年开始评点《水浒传》，而李贽死于万历三十年（1602），因此，李贽批评、推崇《水浒传》的时间，当在万历二十年至三十年之间。
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声称：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圣人之道，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60】
李贽反对的正是明朝贵古贱今的风气。他评《水浒传》为「古今之至文」。这真是石破惊天之言，闻所未闻之语。【61】
另外，据周晖《金陵琐言》卷一所说，李贽曾将《水浒传》列入「宇宙五大部文章」，而且与《史记》并列；《金陵琐事》记载：
「太守李载贽（涛按，即李贽），字宏甫，号卓吾，闽人。在刑部时，已好为奇论，尚未甚怪僻。尝云：『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明有《李献吉集》。」【62】
李贽的言论，当时就流传开来。龚炜《巢林笔谈》卷一有所引述：
「施耐庵《水浒》一书〔……〕李卓吾谓：『宇宙有五大部文字』，并此《史记》《杜诗》《苏文》《李献吉集》。」【63】
李贽推崇《水浒传》的言论，随着「《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之类的本子而广泛流传。服膺李贽「水浒论」的名人，可举袁宏道（1568-1610）、钟惺（1574-1624）为例：
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说：
里中有好读书者，缄默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异哉！卓吾老子吾师乎？」客惊问其故。
曰：「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捡《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64】
（附注：袁宏道同样对《金瓶梅》有极高的评价。）
《巢林笔谈》中华书局出版
此外，钟惺有批注《水浒》之作，名为《钟伯敬批注忠义水浒传》。【65】他的《水浒传‧序》说：
「予谓《水浒传》明是画出一幅英雄面孔，装成个漆城葬马笑谭，堪与货殖、刺客诸丑世语并垂勿朽也。
李卓吾复恐读者草草看过，又为点定，作艺林一段佳话，〔……〕何怪卓吾氏以《水浒》为绝世奇文也者〔……〕」【66】
这段话中提到「货殖、刺客」，应该也是隐指《史记》之文（《史记》中有货殖列传、刺客列传）。
钟惺是明代诗坛名家，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是年袁宏道卒），是竟陵派的灵魂人物。
钟惺评《水浒》，也不忘效忠于朝廷：「世无李逵吴用，今〔努尔〕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剪灭此而后朝食也。」【67】
这与李贽所说的「忠义（水浒）」完全一致。也许，钟惺蹈袭了李贽之见？
美国学者浦安迪（AndrewPlaks）提出：《金瓶梅》可能也有李贽的评点本。【68】
明末另一个为小说推波助澜的人物是金圣叹（原名采，后改名人瑞，圣叹是法名）。
金圣叹生于1608年，即万历三十六年。他自称十一岁得《水浒传》，十二岁（泰昌元年，1620）开始批评《水浒》。有学者认为《金瓶梅词话》是金圣叹写定的。【69】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序三〉署崇祯十四年（1641），70据说实际刊行年分是崇祯十七年（1644）。【71】
按照学者的研究，金圣叹虽然攻击过李贽（例如，金氏反对《水浒》「忠义」之说），但是金圣叹的《水浒》批评，其实也受到李贽评本的影响。【72】
何士龙、袁世硕、陆大伟（DavidRolston）都得出这个结论。【73】
金圣叹把《水浒传》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列为「六才子书」，接着他表扬《水浒传》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耐庵先生右者。」【74】
可见，金圣叹也利用《史记》来立说。
金圣叹对后来读书人的影响，绝对不下于李贽。
《柳南随笔》卷三记录时人爱读金圣叹之书：「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75】
最明显的影响，可从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看到。毛宗岗把评点后的《三国演义》称为「圣叹外书」，【76】评点的方法也承袭金批。
此外，蔡元放翻刻的《西游证道书》，也题「圣叹外书」。【77】
又，清初张竹坡评《金瓶梅》，也有受金批影响的痕迹。【78】
《金瓶梅》乾隆乙卯本《四大奇书第四种》，内封上题「金圣叹批点」。【79】
明末清初的评家（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人）是以何种手段提高小说的文类地位？下文详论。
《金圣叹读批水浒传》线装本
(三)借史以自重：「胜似《史记》」之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强大的史官意识，加上不少小说又与「史」有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这令苦于小说卑微地位的评家借史以自重——
他们强调小说有史的功能，希望藉此为小说取得类近史的地位。本节要探讨论者采用什么具体手段。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用来比附正史，甚为方便。《三国演义》最早的两个评家庸愚子和修髯子都是这样做的。
他们的意图不难推测：为小说争取更多的生存权。这种做法，当今学者称之为「拟史批评」。【80】
传统文人往往一提起小说稗史，就想起史籍，例如：闲斋老人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81】
周永保〈《瑶华传》跋〉：「四大奇书，各臻绝顶，堪与《左》《国》《史》《汉》并传，厥后罕有继此。」【82】
这两家的说法足以显示传统文人怎样看待说部和史籍之间的关系。
四大奇书是说部中极有分量的作品，免不了被拿来和史籍比较一番。
用《三国演义》做「拟史批评」最为便利，因为该书取材自历史。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却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
他列举昭、鉴、载、观、知五项，以示史籍作用之巨大。但是，历史撰述理微义奥，非大众所能懂，所以他又说：
若东原罗贯中，以平原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83】
蒋大器表面上肯定《三国演义》对史实有所取舍，实际上他是把历史演义看作通俗而不失文雅的史书（「庶几乎史」）。
《瑶华传》封面
修髯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同样认为正史不容易读，他说：「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
所谓「文古」「旨深」，与蒋大器的看法如出一辙。
《三国演义》的特点正是：「好事者以俗近语，檃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事因义而兴乎惑。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84】
他们或是刻意为之，因为不依史实的小说甚难在当时立足，例如，章学诚一发现《三国演义》有「三分虚构」，马上表示不满。（认定《三国演义》不可信的言论，上文已征引了不少。）
攀援正史的具体做法，常常是先攀援《史记》，然后再作具体的阐释（例如：谈论写法）。【85】
《史记》是古典叙事文的最高典范，常常被评家拿来作为评判小说优劣的标准。
以《水浒传》的评价为例，评家似乎特别喜欢拿《史记》来和《水浒传》作比较。
这种做法，自嘉靖以来，便开始流行。除了上引「嘉靖八才子」说的「《史记》以下便是此书」外，汪道昆（1525-1592）的〈《水浒传》序〉和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都记载了这种言论。
请看：汪道昆万历十七年〈《水浒传》序〉说：
雅士之赏此书者，甚以为太史公演义〔……〕。夫《史记》上国武库，甲仗森然，安可枚举？而其所最称属利者，〔……〕真千秋之绝调矣！《传》中警策，往往似之。86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辛部记载：
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87】
「太史」「太史公」都是指《史记》（以作者代称作品）。这种模拟主要是从传统的「稗史」观而来，同时小说和正史都涉及大量的叙事成分，构成足资比较的范畴。（按，上引胡氏之文中，「丘明」指《左传》作者左丘明。）
拿《水浒传》和《史记》相提并论，地位不过是小说可比肩史籍。
后来，有些评家已经不能满足于此，于是，《水浒传》「胜似《史记》」的说法就出现了，袁宏道、李贽、金圣叹都有类似的说法。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袁宏道《解脱集》二〈听朱生说《水浒传》〉说：
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发奇。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88】
他的意思是：《水浒传》之佳，已凌驾六经和《史记》之上（按，司马迁被简称为「马迁」）。
但是，袁宏道这里只称赞《水浒传》的文字「奇」，怎么个「奇」法，他没有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李贽（或托名李贽之人）在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十二回的回末评中说：
「李贽曰：《水浒传》文字形容既妙，转换又神，如此回文字形容刻画周谨、杨志、索超处，已胜太史公一筹，至其转换到刘唐处来，真有出神入化手段。」【89】
他说的「已胜太史公一筹」，将比较的焦点放在叙写的技法上，排名时将《水浒传》置于《史记》之上。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影印本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90】
如何胜似《史记》？金圣叹的答案是：
因文生事。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说：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
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
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91】
所谓「以文运事」，应该是指以历史上的实事（事）为主，设法用上乘的文笔（文）来写这些实事。
至于「因文生事」的「生事」，其实就是虚构出一些事来。金圣叹说《水浒》胜似《史记》，似乎在暗示虚构要比纪实来得便利。【92】
太史公纪实之举，被金圣叹视为「吃苦事」。金圣叹又把《水浒》与《春秋》相提并论，认为：施耐庵写宋江，用了《春秋》笔法。【93】
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共一百二十卷，其纪事之妙，不让史迁。《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
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94】
对时间长、范围广的重大历史事件，《史记》是通过将各列传并列的方式来反映的，读者只有在仔细阅读了这些列传之后，才能在脑海里营构那些历史事件的全貌。
长篇小说似乎不宜采用这种结构方式，因为读者在欣赏时要求能直接看到比较完整的生活画面以及变化发展。
毛宗岗认为，合写比《史记》的分写更难。（毛氏删掉了《三国演义》中一些与史籍所载不符的章节。）【95】
此外，毛评中也寓有强烈的正统史观。毛评的〈读《三国志》法〉第一条就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96】
李渔（1602-约1679，万历三十年生）除了提及《史记》外，更将《三国演义》和《左传》相比：
因陈寿一《志》扩而为《传》，仿佛左氏之传麟经。〔……〕且行文如九曲黄河，一泻直下，起结虽有不齐，而章法居然井然，几若《史记》之列「本纪」「世家」「列传」，各成段落者不侔，是所谓奇才奇文也。【97】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国家大事为情节轴心，因此，二书被拿来和正史比较，可以说是自然之事。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套装本
然而，像《金瓶梅》和《西游记》这类虚构成分甚多的小说（详参本书「本源篇」），竟也被比作史籍，张竹坡等人就这样做。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说：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者必能作《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98】
张竹坡又说：「会作文章的人读《金瓶》，纯是读《史记》。」【99】
这是从写作角度谈论二书的异和同，目的是要说明《金瓶梅》在写法上更胜一筹。
另外，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五十三说：「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100】
言下之意，似是世人不应该忽略《金瓶梅》的历史价值。
〈《金瓶梅》读法〉第七十七条说：「《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然则《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101】（按：「龙门」是司马迁的别称。司马迁生于龙门山，因此得名。）
司马迁「发愤著书」，人所共知，张竹坡说的「愤懑」，似乎与《金瓶梅》作者报父仇有关。这一点，留待下文详论。
总之，张竹坡的论点基本上和毛宗岗、李渔一致（笔者不排除张竹坡受毛、李影响的可能性），他们都视小说为「合传」，有别于《史记》专做分传。
重要的是，张评本流传甚广，他把《金瓶梅》的地位抬得和《史记》一样高，在言论上可能影响到很多读者。
事实上，在《金瓶梅》书本上，也有相近的论调，例如《金瓶梅》词话本的东吴弄珠客序言认为：「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102】
他是指书名取自书中三女角，有警戒意味，但是，弄珠客没有详细解析。
清顺治年间，宋起凤也说：「世但目为淫书，岂秽书比乎？亦楚《梼杌》类欤！」【103】
为什么弄珠客、宋起凤会提及「楚《梼杌》」？
《孟子‧离娄》篇记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104】
唐朝的张萱《疑耀》卷四说：「梼杌，恶兽，楚以名史，主于惩恶。又云，梼杌能逆知未来，故人有掩捕者，必先知之。史以示往知来者也，故取名焉。亦一说也。」【105】
张萱所说的「示往知来」，相当于中国史学中的「以史为鉴」，也就是鉴戒作用。
综上所述，张竹坡等人提及史籍，目的是借助「高等文类」（正史）之名，让小说与正史的文化等级意义保持一致。他们在文章中说「奇书」可比肩史籍，甚至高过史籍，其实等于认同固有的文化结构，服从于固有文化的意义规范（norm）。
换言之，评家是让「奇书」攀援正史，让原本属于亚文化的小说跻身于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之列。
（未完待續）
《洪涛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出版（2015）
注释：
53RobertvonHallberg(ed).,Canon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
54参看许经田：〈典律、共同论述与多元社会〉一文，载于《中外文学》，第21卷第2期，页19-34，语见页32。
55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页206。
56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页351。
57此点据徐朔方《小说考信编》，页60。
58《明史》（中华书局版），页7370。
59袁中道撰，步问影校：《游居杮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页211。另参，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页354。
60《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99。转引自刘辉：《小说戏曲论集》，页4。
61具体论点是：李贽指《水浒传》也像《史记》那样，属「发愤之所作」。
62周晖：《金陵琐事》（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页141「五大部文章」条。另参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页362。
63转引自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页133。
64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页354。
65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重印。
66《水浒书录》，页91。钟氏序文不见于钟惺的文集，因此刘世德推测该篇序文「当非钟惺所作。」参看刘世德：〈钟批本《水浒传》的刊行年代和版本问题〉一文，见于《文献》，1989年第2辑（1989年4月），页32-49。刘氏之见，俟考。关于「钟惺评」是否出自钟惺之手，尚可参王长友：〈《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探考〉，载于谭洛非编：《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2），页131-148。（附带一提：《三国演义》也有一本题「景陵钟惺伯敬父批评」。）
67《水浒书录》，页91。
68徐朔方编选校阅，沈亨寿等翻译：《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17。
69高明诚：《金瓶梅与金圣叹》（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公司，1988）。
70《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页12。近人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或据此而认定金本刊于崇祯十四年。参该书页63。
71参RichardGreggIrwin,TheEvolutionofaChineseNovel:Shui-hu-chuan(Harvard:HarvardUP,1953),另外，贯华堂属金氏之友韩住。参看覃贤茂：《金圣叹评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页118。
72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五章第二节「李贽与金圣叹」。见页286-315。
74《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页9。
75《柳南随笔续笔》，页46。
76罗贯中着，毛宗岗评：《第一才子书》（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第十三辑，第八种，据三槐堂《四大奇书第一种》影印）。
77《四大奇书第一种》影印），总目部分页1。按：此书属于《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
78参看吴圣昔：〈《西游证道书》撰者考辨〉一文，载于《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2期，页69。（全文刊于页59-69）。
79参阅其〈《第一奇书》凡例〉。陆大伟曾论及此点，参其TraditionalChineseFictionandFictionCommentary,
80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118。「金圣叹批点」或是冒充的。冒名批点反映「金圣叹」的名气很大。参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20。
81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页388。
82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278。
83《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1。
84《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3。
85「攀援正史」一词，取自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166。
86《水浒资料汇编》，页3。按：汪道昆，字伯玉，嘉靖二十六（1547）年进士，与王世贞齐名，是当时有名的文人。
87《少室山房笔丛》（北京：中华书局，1958），页573。另参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页353。
88袁宏道撰，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418。
89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页257。
90《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页18。
91《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页18。
92有一种说法是：画鬼容易画人难。鬼，代表虚构想象之物，画鬼比画人较少受到限制。参《韩非子》〈外储说〉记齐王问：「画孰最难者？」画工答道：「犬马最难，〔……〕鬼魅最易」。小说评家也曾用此语，参,TraditionalChineseFictionandFictionCommentary:ReadingandWritingbetweentheLines,
93后来张竹坡也指《金瓶梅》中的吴月娘，也是用「春秋笔法」来写。这一点，似受金氏的影响。
94《三国演义会评本》，页18。
95按照魏安的研究，粤地出版的毛评本在清朝独霸天下，最为通行，取代了以前闽本的地位。参其《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页137。
96罗贯中着，毛宗岗评：《第一才子书》（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第十三辑，第八种，据三槐堂《四大奇书第一种》影印），页1。按：此书属于《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
97《三国演义会评本》，页35-36，录自清两衡堂刊本《李笠翁批阅三国志》卷首。
98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页39。
99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页48。
100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页45。
101王汝梅校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页47。
102参看本书的上卷。
103参看本书讨论东吴弄珠客序文的部分。
104这句话，刘殿爵1921-2010）（的英译是：AftertheinfluenceofthetrueKingcametoan,,,theT’aoUofCh’uandtheSpringandAutumnAnnalsofLuarethesamekindofwork.参看(HongKong:ChineseUniversityPress,1984),
105张萱：《疑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页76。张萱还提到「凿齿，乃恶兽名，与梼杌同类。余怪晋习主薄以之为名，未审其意。」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收录于《洪涛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