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原重庆市设计院前副院长，现深圳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主持人彭春先生来电，说余远牧副市长想与我聚一聚，我立马答应了，这使我有机会当面向余市长表达感谢之情，是他给了我创作重大工商管理学院（现经济管理学院）大楼的机会，而这一建筑乃是重庆继山城宽银幕电院之后，唯一载入《中国现代建筑史》的作品，对市长和我而言是一个小小的他念。
大约在1996年我曾在北京市院主办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建筑创作》上发表文章《环境意识的觉醒——克服千篇一律的良方》，介绍了“重大三项”的设计过程与理念，第一个的便是工商管学院，另两项是重大文体中心（俗称风雨操场）与美视电影学院，后者因建址变化而未实施。直至今年5月23日与余市长交谈之前，我一直认为是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杨秀苔先生对他们在设计招标的中标方案不满，转而通过余市长找我做的。为此我特地向市长求证。事实上该工程从提出、策划与组织相关资源进行设计施工，都是余市长主导进行的，这段历史不可不进行补正。
1990年初，时任中共渝中区党委书记的余远牧曾在重大工管理学院读研究生，其毕业论文首次提出将解放碑地区建成重庆市中央商务区及其相应举措及作用，该文曾在《》发表，后又被清华大学学报转载，影响很大，我印象极深。
一、工程由来及设计立意
重庆市设计院在人和街，正是余书记的管辖范围，且余与王卫民院长很熟，便开门见山要求市院找一位有传统建筑设计经验的建筑师来承担工商管理学院新建大楼的设计任务，但设计费只有象征性的十万元，希望院里支持，王说没有问题。
1994年春节刚过，王卫民院长通知我，说渝中区区委书记余远牧请我们吃饭。其时我与余书记还未曾谋面，想必是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做。席间作陪的是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杨秀苔先生，说起工商管理学院新楼的设计。
那段时间我正忙着厦门副中心的设计投标，但盛情难却，也就应承下来。调来学校组织的设计招标中标方案及其后面的修改方案一看，从总图到平面并无大问题，只是少了点“学府建筑”的气息。几经琢磨便画了一幅透视草图，交给助手何健、蒋蓉江去凑平面，就到厦门出差去了。回来一打听，方案已经有关部门批准，心里暗自窃喜，自以为卸下了一个包袱。
不久，杨秀苔先生请我吃饭，并领我参观了建地现场。到了那里，我不禁脸热心跳，自觉原来所拟的方案与环境要求相去甚远，深深地为自己的轻率自责和内疚。我体会杨院长是在为我补上“现场踏勘”这一课，深谢老先生的循循善诱和良苦用心。同时再次体会到对环境的体察和场所的感悟是建筑创作的重要源泉，也是建筑设计必不可少的步骤。
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建地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建成环境。这些环境要素，加上拟建建筑自身的性质与要求，着眼于使用者和观赏者的行为心理与建筑空间环境相对应，便构成了所谓的场所精神。理解场所的文脉，以此为基础进行设计构思，才能找到正确无误的时空坐标，做出恰如其分的建筑。于是我确立了以下的设计理念与目标：
首先是深沉的历史感。这不仅在于重庆大学历史悠久，还在于整个校园弥漫着浓厚的学府气息。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都使你感到她有着深厚的根基和优良的传统。新建的工商管理学院大楼有责任把这种历史感传达给观众。
其次是浓郁的文化性。作为教学楼的校园建筑这自不待言，但特定的场所赋予她特定的内涵。位于其东侧1929年建成的“理学院”"，是倡议创建重大的沈懋德教授亲自设计的。沈先生是一位从日本学成归国的现代物理学家，他将传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模仿设计成科学殿堂，足见其办学中的爱国精神。而这幢建筑乃是国家教委明令保存的文物建筑。与之相对的"寅初亭"虽几经改建，亦仍取传统的形式。马寅初先生德高望重，曾经担任过重大校长兼商学院院长之职，他不仅是国内外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坚强的爱国主义斗士，在他的影响下，重大在解放前曾一度成为重庆革命学潮的中心。"民主湖"、"团结广场"等等，都在昭示着重大校园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内涵表现出一种古今中外兼容并蓄，爱国奉献，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精神，是十分值得珍视的。同时新建建筑的两侧都是"民族形式"的历史建筑，这种文脉应该传承下去，与之呼应和对话，但又要表达出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演进。
第三是强烈的纪念性。在重大与重大人交谈，深为他们那种锐意进取，团结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感受到重大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辉煌发展时期。管理学科的卓然创立和大文科的即将开设，使重大由单纯的理工科大学又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综合大学。如果说建于1929年的"理学院"是重大第一次创业的历史见证，那么，新建的工商管理学院则成为重大第二次创业的重要标志。
正是基于以上的理念，我们采取与毗邻的"理学院"相协调的"工"字形对称布局，工字的两翼及入口构架从传统"牌坊"及穿斗结构脱胎而来，其高度与"理学院"相当，取得呼应。从墙身“生长出来”而又突出主体屋面的三组六个单檐或重檐四脊攒尖亭成为建筑造型的主要特征，双向对称，庄重和谐，以达到纪念性的呈现。而这些亭子乃是屋顶花园中的高级研究室，当然也可作休憇之用。总之，它并非虚假的饰物，而有其功能，合于林徽因先生关于中国“建筑意”“合理诚实”的美学原则。底层中部架空，不仅视线通透，且可引来阵阵江风，使这一扩大了的门厅成为舒适宜人的共享空间（图一）。进门的右侧是马寅初先生雕像，背景是院史碑刻；左侧镌刻着大楼的建设过程及捐款者名单，而正中两根大柱则挂着马老六十大寿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所送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令人十分敬仰。同时在室内外空间环境的处理上，为体现地方特色和场所精神也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使这个建筑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较高的品味，建成之后受到了广大师生和同行专家的好评，遗憾的是马寅初的雕像和周总理的对联都未实现，大概是囿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使这座建筑失去了一处精彩的点晴之笔，也使其文化底蕴大打折扣。
第四是建筑轮廓的丰富性。我去现场踏勘时正是雾天，稍远处的建筑只能看到轮廓的剪影。工商管理学院新楼中部最高十一层，将会改写重大校园的最高天际线，如果仅是一个方盒子，不仅索然无味，与两侧民族形式建筑丰富的大屋顶大相径庭，尤其是在大雾迷漫的时候，无法形成饶有趣味的剪影，在美学呈现上会大为失分，因而吸收民族形式建筑屋顶高低错落大小搭配的做法，方能突表达出雾都重庆和工程本身特定位置的优势。从建成效果看，无论远近晴雨或雾天，都能呈现出优美的造型和丰富的轮廓，成为引人注目的特色。
图一之1，工商管理学总平面图
图一之2，工商管理学院八、九层教授研究室中庭剖面图
图一之3，工商管理学院远景
二、风格取向定位
说到工商管理学院大楼的风格取向，其实余书记早在与王院长的谈话中早已有了“传统建筑”的定位。因为他更清楚建地的左侧是1929年建成的理学院，右侧是图书馆（图二）。两者都是早期中国建筑师探索中国现代建筑民族性的作品，是较为典型的“中国固有式”，因而传承环境文脉、㢬扬历史文化乃是应有之义。仅此一点，余书记后来成为直辖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则是理所当然，德才皆配其位。
图二之1，1935年重庆大学全景。图中A为工商管理学院建地，B为1929年建成的理学院，C为文字斋，D为图书馆
图二之2，重大理学院
图二之3，重大图书馆
图二之4，从大操场看工商管理学院实景
图二之5，工商管理学院与原理学院的对话
图二之6，工商管理学院与原图书馆的呼应，右侧显示了图书馆的飞檐翘角。
而当时的我，正是自已提出和形成环境建筑学观念的时期，建成环境的文脉更是设计立意的基本要素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国外各种思潮接蹱而来，朴塑迷离，莫衷一是。在建筑界一些官员和业者强烈主张补上“现代建筑”这一课，甚至提出“不怕有缺点，就怕没特点，追求“新、奇、怪”成为一股风潮。与此同时，国内外也出现了一种“寻根热”和“文化热”。反映到中国建筑界，对待传统建筑有所谓“形似”、“神似”的争论，我也用自已的作品参与其中。在重大工商管理学院这个特定的作品中，我采取了两者之间的折衷方式，以与周边建成环境对话呼应与谐调，但又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图三）。而厦门大会堂则在充分挖掘当地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借助古代的明堂，构筑现代的会堂”，即采取“神似”的理念，表现“十字对称，井字分格，崇台高阁，上浮下坚”崇高永恒的美学意象（图四）。
图三之1，工商管理学院建成实景
图四，厦门大会堂正面效果图
我第一轮方案（图五）遭到“否决”杨院长让我补上“现场踏勘”这一课，重新确定构思立意，是不是余书记在后面主使，我不好问。但他们作为业主和领导，采用这种循循善诱润物无声的作法，巧妙地建筑师达成心知肚明的共识，是非常高明的。
难能可贵的是，余书记作为这项工程的实际主导者，并没有对具体设计进行过干预，而是默默地支持，这种心胸和境界在领导人中还是不多见的。
图五，工商管理学院未进行现场踏勘所作首轮效方案效果图
三、载入建筑史册
余市长在5月23日的聚会中还提到，有同济大学的教授来重大参观，曾说重大建成的除了工商管理学院是“建筑”外，其它只能算“房子”，这或许有些誇张，却也可从著名建筑史家邹德侬先生那里得到印证。
图六之1，《中国建筑史图说.现代卷》第282页。
图六之2，《中国建筑史图说.现代卷》282页重大工商管理学院插图
四、马老寿联应该掛出
谈到建筑与雕塑的结合，余市长说，您曾想在建筑的四个方位分别设置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立体雕塑，他们怕被说成是封建文化，没有实施。如果作了，可能会成为网红打卡地。这个我倒记不起了，但我确曾设想在建筑正反两边的“牌楼”两面实墙上分别飾以表达“技术”与“管理”的抽象浮雕，因为那时流行“技术与管理是驱区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的说法，正好借此点明学院的性质，当然也未实现。
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工商管理学院进厅的室内装修没有按照我的设计指引把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为祝贺马寅初60大寿的寿联掛出来。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民主斗士，在国内外享受崇高的声望。
抗日战争初期，1939年马老在重庆大学任校长兼商学院院长期间，目睹国民党四大家族强取豪夺，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极为气愤。他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奋起抨击，在校内多次发表反对官僚资本，反对通货膨胀的演讲。他提出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的主张，把矛头直指四大家族，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国民党四大家族对他恨之入骨，但慑于马老的名望，尚不敢对他断然采取强硬的措施。而派专人说服马老和他们"合作"出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
马老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严词予以拒绝。国民党利诱不成，继以写匿名信，附寄枪弹相威胁，马老嗤之以鼻，无所畏惧。
利诱威胁，都不能迫使马老"就范"。蒋介石终于下令在1940年12月逮捕马老，投入息烽集中营囚禁。
马老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山城。各方面人士纷纷呼吁营救，周恩来同志是营救最出力的一个人。1940年12月29日，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了《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的社论。1941年3月23日《新中华报》又发表了《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的文章。都是周恩来同志从中促成的。周恩来同志还通过各种方式、多种关系，奔走呼吁进行营救。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石被迫于1942年夏释放了马老，但仍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限定"三不准"：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和发表文章；不准教书。
实际上马老并没有恢复行动和言论的自由。监禁关押，磨灭不了马老见义勇为、敢怒敢言的锐气，他出狱后写了一篇《中国工业化与民主》的文章，试送国民党的《》，但隔几天就被退了回来，后又试送《扫荡报》，同样被退稿。正在马老万分苦闷气愤的时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周恩来同志指示在重庆《》任编辑的任滌新同志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考验的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于是派了一位记者到歌乐山马老家里去访问，并取来马老的文稿。许涤新同志和那位记者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之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看了一遍文稿，最后决定在《》全文整版一次发表。
见报后轰动山城，人们纷纷传阅。马老深受感动，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为老百姓说话。从此，马老在周恩来同志引导和帮助下，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逐渐密切未来，《》每次开座谈会，马老都积极参加，并积极地发表爱国言论。有一次马老在座谈会上说："只要是为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1941年3月30日，马老还被蒋介石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里，重庆大学的进步师生为了营救马老早日出狱，扩大影响，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祝寿启事刚在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刊出，就引起了国民党的惊恐，令两报立即撤版。蒋介石亲自"手谕"给待从室主任陈布雷，由陈布雷会同教育部长陈立夫，明令重庆大学师生禁止召开"马寅初祝寿会"，否则以法律制裁。到了开会那一天，平时就已拥挤不堪的从重庆城区通往沙坪坝的公共汽车，被削减了班次，重庆大学礼堂也上了锁、断了电。可是重庆大学进步师生历尽辛劳，排除国民党的种种阻挠和刁难，祝寿会如期举行。各界人士、报社记者，纷纷前来，有人徒步30余里赶来参加。寿堂设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电灯，而寿烛高照，反而增加了祝寿的气氛。寿联寿幢挂满了寿堂，上面写着："马首是瞻"、"老马识途"、"不屈不淫征气性，敢怒敢言见精神"等，特别醒目的是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联名由董必武手书的一副，写的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它挂在寿堂正中，大大增添了祝寿会的热烈气氛，鼓舞了与会者的革命精神。“坐帐无鹤”一句典出《神仙传》，指开祝寿会，寿翁不在现场之意。“支床有龟”一句则源于《史记·龟策传》，取马老健康长寿之意。以龟喻“归”，期待马老早日归来。此联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爱国人士温暖如春的关怀，及时雨一样送去了精神安慰。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从百度上引述以上文字，是想让读者知马寅初先生在重大时期斗争事迹以及周恩来等所送寿联的非凡意义，和它在重大、重庆乃至全中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且由董必武手书的寿联我曾见过，是两块木质黑漆底版阴刻绿色楷书的寿联，是以上事件的重要物证和珍贵文物。把它陈列在工商管理学院的门厅，人们看到它，立即会联想起重大及商学院（即今经济管理学院）厚重光辉的历史和人文精神，这种非常难得历史信息和珍贵文物，对于提升和丰富建筑与学院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鼓舞和激励广大师生发扬爱国斗争精神，为求真理为人民起到莫大的作用。
余市长听说后，立即让人从百度上搜索是否属实，而后表示，将与校方联系，把周、董、邓祝贺马寅初的寿联掛出来。诚如是，功莫大焉，重大幸甚，国人幸甚！我也了却一桩心愿！
由彭春院长作东的这次聚会，參加的朋友很多。谈资丰富，喜乐互見。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当面向余市长表达了我衷心的谢忱，同时对工商管理学院工程的由来得以补正，且设计中最大的遗憾也许会以余市长的努力得到补偿，最终使重大获益。也感谢彭春院长的盛情款待。
陈荣华
2024年5月25日于中安长岛
